就在李也亭出生那一年的8月17日，美国纽约的哈得逊河上，一个叫富尔顿的美国人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“ 克莱蒙特”号试航成功。大概是因为富尔顿在这条船的两舷设计了两个明轮，蒸汽机带动明轮旋转，明轮上的叶片在水中划动，推动着船只前进的缘故，后来中国人就把这种船叫做“轮船”。

　　轮船的发明很快在西方得到了应用，英美等国家成了海洋的霸主，把帆船时代堪称先进的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。

　　不过，向来对新鲜事物十分敏感的宁波人，很快对冒着黑烟的新式轮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　　一位宁波乡绅第一次坐上“外国轮船”，不禁大为惊奇。从离宁波并不遥远的余姚乡下的家中出发，坐上中国式的船，一路上又是背纤，又是撑篙，又是脚划，到达宁波江北码头，整整走了三天两夜。而从宁波上了“外国轮船”到上海，虽然路途远在10倍以上，居然只需一夜。“东西还是洋人的好啊。”他心里感叹道。

　　回到乡下后，他请来了一帮船匠和铁木工匠，让他们按照他精心画出的图纸打造一只大船。一个月后新船造好了，乡人们惊奇地发现，这艘船和他们常见的船大不一样，乡绅得意地告诉乡亲们：“我这船是照德国轮船的样子造的。等着看好了，比我们的船跑得快。”新船的样子，的确和他坐过的“外国轮船”差不多，最显眼的是船的两侧各有一只明轮，要不，怎么叫做轮船呢。只是它不是铁甲的，也没有锅炉房。船下水的那天，全村的人和附近的乡人都来到村边的大河旁看新奇。乡绅雇了一帮彪形大汉，摇动了两边明轮的木柄，在乡人的欢呼声中，“轮船”果然慢慢开始在水中移 动起来。可是在航行了一段路程后，水手们筋疲力尽了，再怎样用力，船也快不起来。到最后，在一片惋惜声和嘲笑声中，“轮船”缠在水草中再也不能动弹了。乡绅低声地骂了一句，上去踢了一脚木轮，它却再也不听使唤了。

　　乡绅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究竟还是洋人有办法。”

　　后来，他就把儿子送到美国留洋去了。

　　这个童话式的故事基本属实。这位乡绅叫蒋怀清，他留洋的儿子叫蒋梦熊，后来改名叫梦麟，做过17年北大校长。故事就是他讲的。

　　其实，与轮船的发明同岁的沙船大亨李也亭，也是最早对洋人称之为“水底磨”(steamer)的洋玩意产生兴趣的人。事缘上海和宁波的沙船北运漕粮的时候，常常遭到海盗袭击。其时南北航线“海盗充斥，肆掠无忌惮，狙截商船，勒赎至千百金不止”，南北号船帮深受其害，而清军水师失职无能，只得自己来想办法自卫。走南闯北的李也亭知道，要对付这帮海盗，非船坚炮利跑得快的“火轮船”不可，于是咸丰四年(1854)十月，李也亭和船帮同行慈溪人费纶志、盛植琯商议，集银元7万，委托宁波同乡、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杨坊购外国轮船一艘，名为宝顺，次年用于护航防盗，结果一举荡平南北洋海盗，令朝野震惊，因为当时国内尚无自办外国轮船的先例，此事《清实录·文宗实录》都有记载。宁波人为此自豪地勒石纪念，并撰《宝顺轮船始末》曰：中国之用轮舟，自宁波宝顺轮始也。

　　轮船的使用，宣告了帆船时代的终结。宁波人无意中为中国航运史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　　“赤脚财神”到上海

　　光绪七年(1881)的一天，又一个14岁的宁波少年要离乡远行了。母亲挽着一个不大的包袱送他上路。在经过一处大房子的时候，母亲站住了，似有话说。少年知道，这所大房子的主人叫虞润甫，他出门发了财，回来造了这么气派的房子，乡人都很羡慕。

　　但是母亲却对他说：“你到上海如果发了财，应该做些对一乡有实惠的事情，不要专想着自家日子好过。”

　　少年点点头，说儿子记住了。他从相依为命的母亲手中接过包袱，跟着族叔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。他就是后来名扬四海的虞和德，字洽卿，上海滩无人不知的“阿德哥”，连他的同乡、北伐军蒋总司令也不得不敬他三分的“洽老”。

　　关于虞洽卿，上海滩上流传的离奇故事实在太多了，因为他的发迹和一生成就实在匪夷所思，按照常规实在无从解释。

　　虞洽卿，清同治六年(1867)农历五月十八日出生于宁波府镇海县龙山乡，家境清寒。虞母方氏自小为某家收养，名为女，实为童养媳，后阴差阳错，嫁与虞父。但是造化弄人。“成婚三日而某氏子归，时新娘洗衣溪边，见某氏子，四目相向无言，黯然而别。虞母除操持家事外，日夜做针线，补家用外，并积蓄以奉养母，某氏子赖以完婚。乡邻均敬佩其孝厚。 

　　虞洽卿的父亲是个乡下裁缝，兼开一爿杂货店，日子倒也不难过。但到虞洽卿6岁上了私塾那年，虞父一命呜呼，扔下虞洽卿姐弟3人，家境全靠寡母一人支撑。虞洽卿8岁因贫辍学，晴天下海拾泥螺、蛤蜊，补贴家用，雨天再回到私塾，乡下谓之“读雨书”。如此撑到14岁到上海“学生意”。

　　到了上海，族叔送虞洽卿到瑞康颜料号当学徒。瑞康号规模很小，资本仅800两，老板姓奚。虞洽卿进店那一天，正下雨，本来脚上穿着一双母亲亲手做的布鞋，因为舍不得在雨地里弄污，就脱下来夹在腋下，赤着脚进店。一迈进店门，因地上泞滑，而且乡下孩子进城，不免有些心慌，脚下一滑，就四脚朝天跌了一跤。族叔见他一进门就跌跤，心下担心老板奚润如会不开心，正想说他两句，不料奚老板却笑容满面地直起身来迎他，还忙着伸手去搀扶跌在地上的新学徒。在族叔介绍的时候，奚老板细细地端详了一番，哈哈地笑着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我们瑞康要发财了!”

　　原来奚老板在隔夜做了一个梦，梦见“赤脚财神”进门。那个财神爷的相貌，很像这个新来的学徒。而刚才进门跌跤，手脚朝天，又像一双活元宝。有“活元宝”滚进门，做生意的人哪里还有比这更可喜的事情!所以，打一开始奚老板就对虞洽卿另眼相看，除叫他做各种杂务以外，还叫他随同伙友出外跑街。说来也是离奇，这一年瑞康颜料号桩桩生意称心，竟赚了两万多两银子，为资本的25倍。老板、经理、伙计、学徒，无不皆大欢喜。因为奚老板的梦应了，于是大家都说虞洽卿是“ 赤脚财神”。

　　虞在瑞康学生意时，即入夜校学习英文，经数年用功，居然也可以同洋人会话，有时还陪着洋人去逛逛街，买买土产，据说他的洋泾浜英文达到了“露天通译”的水平。以虞洽卿的精明能干，自然非池中之物。光绪十八年(1892)，25 岁的虞洽卿龙门一跃，离开瑞康进德商鲁麟洋行当跑街，旋即升任买办。这是他长达数十年买办生涯的开始。以后，他又分别做过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。

　　虞洽卿的买办生涯，不但给他带来优厚的薪金、丰厚的回佣，而且为他跻身上流社会奠定了基础。他在做买办的次年，即随日本实业考察团赴日；29岁时即捐得候补道台衔。买办生涯也为虞洽卿创办民族实业提供了雄厚的资本，此后他创办了许多称著于中国近代史的企业，如四明银行、中华劝业银行、证券物品交易所等。

　　在创办实业的同时，他也参与了甚至领导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，比如两次四明公所事件，大闹公堂案，辛亥革命，五卅惨案与北伐。在上述事件中，虞洽卿都不是一般参与者，而是主角或者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　　但是这些名垂青史的经济和社会活动，与他毕生从事的航运事业比较起来，似乎都是前期准备和铺垫。虞洽卿一生兼任显赫社会职务无数，但他却始终仅以“航商”自居。他还特地登报声称“洽卿专营航业，无暇他顾，现时对各团体之组织，概未预闻”。为了航运，他不愿意做官，甚至再三请辞上海市政府委员一职，表示要专以航业为生。

　　虞洽卿一生创办三大航运公司：宁绍轮船公司，三北轮船公司，鸿安轮船公司，为民族航运事业鞠躬尽瘁，独树高标。但是，富有戏剧性的是，他的航运事业却起始于一个偶然事件，正如《庄子》所云：

　　其始也简，将毕也巨……

　　“爱国爱乡，挽回航权”

　　宁波人闯世界，第一个目标便是上海。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最先发现这个商机，派了一艘“孔子”号打先锋，于同治元年(1862)往返沪甬间，两年后即开通客轮航班，申甬线很快成为中国沿海主要定期航线之一。有了客运航班，宁波与上海之间往来更为便利，“沪甬航路一夕可达，故联袂携眷纷至沓来，侨寓之数几占全埠人口之半”。

　　到光绪末年，沪甬航班已有英商太古公司的“北京”轮，招商局的“江天”轮两艘，但乘客仍然极为拥挤，单程统舱票价都高达一块大洋。法商东方公司见申甬线有利可图，就以“立大”轮加入来分一杯羹。太古和招商立即联手抵制，所用的办法就是联合降价，统舱票一律减至五角。相持一年，没有挤走东方，三公司转而联手对付船客，票价又一律涨至一元。

　　宁波人对申甬航班本来就有不满，特别是一些外国船员对中国人态度很凶，又仗着客源丰富，行大欺客，现在把票价又恢复到一元，不由得群情激愤，要求旅沪同乡会出面交涉。

　　虞洽卿对同乡会的事一向热心，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四月前往三公司交涉，要求将统舱票价永久定为五角，以便平民往来。谈判的时候，虞洽卿曾甩出一句话：“如果你们不同意，则宁波人将自己设立公司，购轮来行驶。”这本是宁波同乡平时说的激愤话，虞洽卿在说的时候，并没有自设轮船公司的计划，只不过为了加重筹码，使交涉获得成功而已。

　　不料太古、东方和招商局拒绝降价要求，这一下，倒变成宁波人非办轮船公司不可了！否则，宁波人势必永受三公司摆布。于是虞洽卿邀集同乡，真的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。

　　1908年5月，虞洽卿等一边向农工商部呈文立案,一边即行着手筹备。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总额为1 00万元，设总行于上海，设分行于宁波。又在上海、宁波等15个国内主要商埠及日本横滨设立代收股款处。

　　虞洽卿等人在《为宁绍商轮公司呈请立案致农工商部文》中说：“窃和德等隶籍宁波经商海上，深知商务之发达端赖交通之利便，而航业盛衰尤觇国势”。而申甬航线“因循已久，利源外溢，曷止千万”，所以宁波人要“创办商轮以保航业而挽利权”，“而扩未来之航业”……从中可以看到，虞洽卿领导宁波人自办轮船公司，绝不仅仅出于一时的激愤，而是既为国家“杜斯漏卮”、挽回航权，又为家乡谋取福利。后来在发行宁绍商轮公司股票时，干脆在股票两边的花边纹饰间赫然印着“ 爱国爱乡，挽回航权”8个字。把类似这样一句爱国明志、富有感情和号召力的口号印在股票上，在中国130年的股票史上绝无仅有，甚至在世界股票史上，也不知道是否有过另例。

　　“爱国爱乡，挽回航权”8个字也鲜明地表达了虞洽卿开创民族航运事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：与洋商抗争，为祖国和家乡夺回利权。

　　1909年7月9日，宁绍商轮所属的“宁绍”轮和“甬兴”轮行试车礼，从次日起，两轮正式换班来往于沪甬间— —自申甬航线开辟以来，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。

　　宁绍商轮公司为虞洽卿所发起，而且创办中出力最大，其中的艰难困苦难以尽述。在认购公司股份时，虞一人独认得 2000股，位居首席。因此，在开首次股东会时，虞洽卿以9814的最高票数当选为公司总理。可以说，开办宁绍商轮，虞洽卿是出钱和出力最多的人。

　　“宁绍斗太古，乘船不再苦”

　　宁绍公司开始营业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自己公司的船头上立一牌，上书“立永洋五角”。意思是，我宁绍轮船统舱票价永远是五角！

　　“立永洋五角”既是对宁绍乡亲的永久承诺，也是向太古、东方、招商三公司公开宣战：要么从一元降到五角，要么请你离开！

　　三公司恼羞成怒，立即做出反应，将统舱客票价由1元统统降到两角五，外带附送小毛巾一条！

　　这一招比当年太古和招商两家打压东方公司，把票价从一元降到五角凶狠得多。料想你资本薄弱、基础未稳的宁绍公司能撑得了几天？但是它们大大低估了宁绍轮船公司背后广大宁波同乡的决心和力量。

　　就在这一年，即宣统元年(1909)，由虞洽卿、朱葆三等宁波帮巨头发起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，虞洽卿当选为会长。面对外轮的进逼，宁波同乡会组织了一个“航业维持会”，以“爱国爱乡，挽回航权”为号召，筹得大洋10万，用来贴补宁绍票价的损失。具体办法是：宁绍公司的统舱票以五角一张的定价交航业维持会出售，航业维持会以三角售出，每售出一票，维持会贴洋二角。而一般宁波人宁愿多出一点钱也要乘宁绍公司的轮船，必待宁绍轮客满以后才改乘其他公司的船。宁波籍商人还互相约定，所有货物，都尽先报装宁绍公司轮船。所以宁绍轮船的生意特别好，而太古轮则少人问津，有时甚至只得放空。几番争斗下来，太古等不得不拱手认输，而宁绍公司则成为“以华商名义，使用大型轮船，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，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，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”。

　　一句民谣也从那时流传到现在：“宁绍斗太古，乘船不再苦。”

　　说船王，谁是最早船王

　　虞洽卿一生行事，很符合“欲任天下事，必自故乡起”的古训。继宁绍商轮公司，他创办第二家航运公司——三北公司，也是缘于他浓郁的故乡情结。

　　虞洽卿的故乡龙山，地处镇海、慈溪、余姚三县之北，故称“三北”。三北靠海，多滩涂，盛产棉花，但交通不便，人民生活清苦。虞洽卿离开故乡后常常记得母亲的话，总想为故乡做些“对一乡有实惠的事情”。于是，从1913年至19 45年去世，历时32年，他共投入500万元及无数精力于家乡三北建设，目标是上海有的三北都要有。主要内容包括：办学校，开银号，修公路，开辟兴昌隆一条街，建电厂，通电话，设龙山电报局，创办惠乡诊所。另外，还设有一个治安机构— —保卫团，兼有相当于派出所和消防队的功能。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建轮埠和成立三北轮船公司。

　　1893年，26岁的虞洽卿考察日本实业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新气象令他感慨殊深，“鉴国外维新情形，非创办实业不可。实业复以银行及轮船公司为最要”。因此，开发龙山，交通先行，第一个建设项目就是造码头。

　　因为龙山当时海与岸之间有一二公里的滩涂，船无法靠岸。所以虞洽卿必须把码头筑在离岸将近一公里外的海上，海与岸之间则筑以长堤，以阻挡潮水浸入。当时没有施工机械，全凭人力，遇到巨浪冲激，抛下的石块即被冲走，于是补打数万根粗如饭桶、长二三米的松树桩，这才使石块不被冲走，历时两年方把长堤筑成。据说仅此一项就花了近百万。初时还不为乡亲们所理解，犹讥之以“洽卿老板大糊相(宁波土语，傻瓜、笨蛋之意)，钞票丢到海中央”的顺口溜。

　　石堤完成后，按照虞洽卿的设想，堤上铺设轻便铁轨，行驶小火车运载客、货。小火车由4节车厢和车头组成，因堤上无法调头，就由车头或推或拉来解决。码头建成后，三北一带的旅客、货物，每天就由小火车免费接送。

　　码头建成之日，三北公司在上海订造的第一艘轮船即靠上了码头，虞洽卿把它命名为“镇北轮”。“镇北轮”行驶龙山至宁波，这是解决交通问题的第一步。20世纪初期，火车、轮船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还是稀罕之物，可是在偏僻的龙山脚下一下子全有了，汽笛声声，火车隆隆，人来货往，一时成了外来人啧啧称奇的非常景观。饭馆、客栈、商号陆续开设，需要大量船员、茶房、信客、挑夫，解决了不少龙山人就业问题，可谓商旅称颂，皆大欢喜！

　　继“镇北轮”后，虞洽卿又购置“慈北轮”、“姚北轮”。1914年6月，虞洽卿正式创办“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”，设总公司于上海，于龙山、镇海、宁波设立分公司。以后陆续购进远洋客货轮、长江客货轮。

　　继创办三北公司后，虞洽卿又购进“宁兴”轮，开设了“宁兴轮船公司”。另外，又盘下了鸿安轮船公司，设总公司于上海、分公司于长江各埠。

　　这样，虞洽卿从家乡的海滨起航，数年间独资创办了三北、宁兴、鸿安三家轮船公司。1922年，又盘进上海肇成机器厂，改名为“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”，专修三北、宁兴、鸿安三公司的船只，并制造一些小型轮船和拖轮铁驳，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。

　　到1936年底，虞洽卿所拥有的独资轮运企业(三北、鸿安、宁兴)总资本为320万元，船只总数达到52艘，总吨位6.785万吨。船只总数比招商局还多出20艘。相比之下，当时在民营轮运公司中排名第二的政记轮船公司规模为 24艘船，3.9168万吨，名列第四的民生实业总公司船只总数虽有45艘，但总吨位不及2万吨，根本无法同虞洽卿的轮运势力相比。可以说，虞洽卿是中国最早的、当之无愧的“船王”。

　　但是好景不长，卢沟桥一声炮响，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，作为上海民营轮运业中规模最大的航运集团，虞洽卿的轮船公司受战争的影响也最重。随着战局的变化，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虞洽卿的轮运公司也和国内其他华商航业一样遭受接踵而至的厄运：或是被敌机炸沉、炸毁，或被敌人虏捕占扣，或是被政府征用沉塞于重要防地，或在装运公物过程中牺牲。至此，虞洽卿庞大的船队仅剩下27艘，1.1448万吨。而尚能勉强坚持营业的只有在川江上行驶的渝丰、蜀丰、寿丰、鸿元四小轮及武康拖轮，航线主要为渝万线、渝叙线、渝丰线，总吨位不及1300吨，损失之巨，可想而知。 

　　虞洽卿的航运事业从此一蹶不振。抗战八年，虞以七十余高龄，跋涉山川，颠沛流离，好不容易盼到将要胜利，却又突患急性淋巴腺炎客死重庆。

　　虞洽卿一生功过是非，成败得失，后人自然尽可见仁见智、臧否评说，但是他一生为民族航运事业筚路蓝缕、呕心沥血，他的敬业精神，他的奋斗精神，当是神人共鉴的。

　　虞洽卿生前曾经有一宏愿：发起创设“国立商船公司”，计划筹资1000万，其中四成由政府担保，余六成由华侨及国内商人分担，目的在举全国之力，“创立伟大之公司，求航业发达！”

　　如今船王去矣，谁展宏图？

　　幸好宁波帮中的航运大家代不乏人，老船王凋谢了，新船王接过舵轮驶向更辉煌的航程。

　　这个人就是同样爱船如命的董浩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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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佑神，是这个故事吗？）

2013-10-30 21:18 回复(9) 点赞(0) 举报 浏览(11)